亚洲煤业订立谅解备忘录 拟购山西省两煤矿

[3]潘秀珍：《转型期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利益——制度分析》，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6～128页。

【摘要】行政审批法治化，就是将法治的精神要义具体运用于行政审批的全过程，将行政审批纳入法制轨道。[6] J. Raz, The Authority of Law: Essays on Law and Morality, Broadbridge: Clarendon Press,1979, p.212. [7][美]查尔斯.沃尔夫：《市场或政府——权衡两者不完善的选择》，谢旭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4年版，前言第1页。

（4）健全行政许可监督检查制度。没有全局性行政体制改革的积极推进，行政审批法治化就不可能取得成功。行政审批负面清单管理的不断深入与完善，将赋予市场主体更充分的行为自由，激活市场主体活力。《行政许可法》设立了许可听证制度，但规定的听证范围过于狭窄，没有规定当事人事前查阅材料的权利和听证程序的期限，听证主持人没有相关制度要求，缺乏中立性。[32]蔡恩泽：《负面清单考量监管智慧》，载《中国审计报》，2013年10月21日。

负面清单管理的这种理念与内容较好地处理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问题，完全契合了行政审批法治化私权利主体法不禁止即自由和公权力主体法无授权即禁止的价值理念。然而，对我们而言行政审批负面清单管理是一个新生事物，如何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有效防控其可能带来的风险，是行政审批法治化必须首先解决的重要课题。再次应该逐步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增强全国人大职权行使的民主性。

[16]蒋劲松：论党委与人大关系之理顺，《法学》2013年第8期。不过，在2012—2013年间，两派的直接交锋趋于缓和，开始自觉依各自的方法论研究具体对象。相互间的分歧更多表现为一种隐匿的对话，且对话的主体不限于各派的代表人物，而是扩散到更大的范围。但是，在现实中，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力日益膨胀，甚至有突破其作为常设机构的地位，进而僭越全国人大职权的趋势。

[7]参见高全喜：革命、改革与宪制：‘八二宪法及其演进逻辑——一种政治宪法学的解读，《中外法学》2012年第5期。中国的历史与规模决定了这个民族的生存方式绝不可能被世界忽视，因此，中国的民族性知识势必也会成为对人类共同生活秩序的世界性贡献。

[7]作者首先提出非常政治与日常政治的区分，并指出规范宪法学意义上的宪法适用须以日常政治为现实前提，但关键问题在于，中国并未完全进入到日常政治状态，这就决定了规范宪法学的所有诉求皆是将来时。仅就学理而言，翟志勇的批评扎实中肯。在此过渡阶段亦需要特定主体承担代表人民意志的职责。就此而言，该文仍然是宪法教义学的预备。

不过，直接选举与代表对选民的回应性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具体来说，改进的举措之一是在全国人大之下设立宪法委员会，负责审查全国人大与其常委会的权限争议。这一冲突的根源在于全国人大的民主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关系未获妥善解决。我国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经济体制如此，政治秩序亦然，宪法的当下处境尚不允许宪法学人止步不前。

[17]参见张翔，见前注[12]。[18]我国《宪法》第49条规定了婚姻、家庭制度，但并未使用基本权利的惯常措辞。

曲相霏：消除农民土地开发权宪法障碍的路径选择，《法学》2012年第6期。[28]该文的标靶是《环球法律评论》围绕清帝《逊位诏书》在辛亥革命中的法律意义的一次主题研讨中的相关文章，[29]其中尤以高全喜的论文为主。

学科有分工，问题却无边界。除此之外，高全喜对心灵、宗教与宪法关系的讨论也属于这条脉络下的研究。如果法律明显有违宪之嫌，则司法机关虽不能直接修改，但亦不应继续视而不见。进入专题： 宪法学 法学研究 。在具体论题方面，对国家机构和基本权利的研究均有所拓展。举例来说，对基本法与宪法之关系的解释、对《宪法》第31条特别行政区条款的定性、对行政长官选举办法的论证等实践问题的解决，最终需要回溯到宪法的概念、制宪权的概念、民主的模式、代表的类型等元理论的层面。

[10]参见莫纪宏：我们应当怎样修改宪法：兼论‘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修宪观的得失，《清华法学》2012年第6期。宪法解释是最平缓的机制，在秩序稳定的时代，当然应该以此为主。

上文曾言，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的论争起于对宪法适用的不同态度。2010—2011年是两派论争最激烈的时段，不仅有笔端的相互辩驳，更有当面的唇枪舌战。

从法史学入手的宪法学研究很容易完全落入史学的套路，进而变为史实的考据与事实的重述。2012年是八二宪法实施30周年，大部分期刊均举行了主题研讨。

政治私约主义是一个历史概念，是对历史事实的理论概括。除宪法解释之外，宪法修改和重新制宪亦是公认的两种机制。在择选重点评价的论文时，本文坚持以下三项标准： 第一，概念分析与体系建构。经过数年倡导和积累，已有学者开始尝试建构中国宪法学的教义体系。

也就是说，关涉整部宪法的教义学是教义学体系的基石。如此才能保证宪法秩序建立在人民意志的坚实基础之上，最终定型为适合一国人民秉性的政治生活秩序。

除此之外，执政党与国家的关系亦吸引了一些学者的关注。这项法律措施既促进了城乡面貌的改变，也由于不规范操作而酿成了诸多悲剧。

至于这些规则应该如何称呼，则是第二位的问题。[41]依作者的界定，行政专权是先于法律和外于法律的权力。

这项研究至少有这样几点深层意义：第一，国家先于宪法，国家的政治构成是规范性宪法的前提。欲反思学科现状，先须搭建学科框架。以此为基础，宪法规范就不再是互相排斥的杂糅，而是呈现为一种逻辑自洽的价值序列。导致其无法直接适用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们缺乏明晰性、稳定性和可实现性。

李忠夏对宪法解释的讨论则从宪法变迁的视角切入。真正的治本之策应该是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增强代表对选民的回应性。

强世功旨在强调中国的宪法文本并未反映权力运作的全部现实，描述那些文本之外的权力运作规则是强世功文章的主旨。借助此种反思，我们希望在方法论和知识体系上为学科摸索出成熟而稳固的框架。

我们希望引起同仁共鸣，并以此自勉。作者认为，在中国语境下，宪法教义学的建构还需回答两个特殊问题：第一，宪法教义学是否以违宪审查制度为前提？宪法教义学应该是违宪审查制度的知识前提，即使无违宪审查制度，也不妨碍宪法教义学体系的建构。